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通过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提升社会的总产出，犹如把蛋糕做大，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分到蛋糕。

然而，经济增长了，我的钱包却依然瘪瘪的。工资没涨，房价和物价却节节攀升，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这让人不禁思考：这块“经济蛋糕”究竟被谁分走了？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分一杯羹呢？

最大雇主只获“面包屑”
中小企调薪谨慎影响大

经济发展应当让“蛋糕”变大，使更多人能够共享其成果。过去一年，政府积极推动了2030年国家工业大蓝图（NIMP）、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等大型项目与政策。其中，数据中心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重点发展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企业争相在此开展新计划。大马数字经济机构（MDEC）在今年上半年推动了总值662亿2000万令吉的数字投资项目，蕴含着诸多机遇。

然而，尽管这些发展项目纷纷启动，国家经济也有所增长，却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许多人甚至感受不到生活改善的迹象。那么，这块“蛋糕”究竟是谁在分享呢？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教授黄锦荣博士指出，要想获得政府推动的大型发展项目并非易事，除了那些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处在顶端1至2％大型企业，其他中小型公司很难有机会参与其中，更多是在溢出效益中，通过提供服务、供应原料、承包等，分得“面包屑”。

因此，经济成长的成果往往都集中在顶端1至2％的企业中，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些外国企业。

数据显示，大马中小微型企业（MSMEs）约有112万家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7.4％。我国中小微型企业为国家贡献38.4％的经济成长，雇用全国人口48.2％，这意味着有近一半国人在中小微型企业工作，而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并未从经济成长中受益，雇员自然一无所获。

由上往下分额 
加薪微乎其微 

他指出，一般而言，财富通常是从上往下流动的，“经济蛋糕”首先由大型企业或富裕阶层占据大部分。然后，这些顶端阶层再将一部分蛋糕分配给中小型企业，接着，这些企业再将剩余的部分分给普通员工和基层劳动力。

“大马人绝大多数都是受薪阶级人士，就是别人发薪水给我，这也就是说，这块经济蛋糕会是由企业先占据，然后才决定要分多少给你，要给你加多少薪资。但我们都知道，人都是贪婪的，老板怎么会主动把蛋糕大量分给你，自己只拿一点，不会嘛，他更多的是自己拿多一点，每次跟你说生意很难做耶，然后又换车。”

企业通过加薪和花红等方式将部分盈利分配给员工，是让大多数人直接受益于经济成果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大马薪金长期偏低，尤其是雇佣了我国近一半人口的中小微型企业，其薪资与涨薪幅度都较大型企业来得低，许多人因此将薪资长期偏低原因归咎于此。

柔南中小企业公会顾问兼创会会长郑己胜指出，由于中小企业是以辅助工业为主，附加价值不高，利润空间自然也相当有限，加上近年来多项津贴取消，以及增税，进一步影响公司成本。因此，中小企业在调薪时往往会更谨慎。

目前，全球经济环境仍然相当波动，地缘政治局势和中美贸易战等造成诸多不确定性，中小企业为了维持营运，故在调薪时采取保守策略，以确保财务更具有灵活性。这尤其是在之前经历了冠病疫情，让大家更懂得未雨绸缪。

“疫情对中小企业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太大了，两年封锁，（使得）大家都没有钱了，普遍上开放后，民众的消费能力还是疲软，有些企业也因此关门大吉，特别是依赖本地市场的。”

此外，很多时候，中小企业也面对员工工作效率低，生产率没有提升等问题，以致雇主无法，甚至不愿意提供更高的薪资。

“当然，这对中小企业来说也是蛮压力的，比如在南部，薪水不高，很多都跑到邻国新加坡去找生活了，中小企业又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员工短缺。”

他坦言，中小企业调薪幅度太小，确实很大程度上让底层受薪群体无法充分感受到经济增长。但这背后存有太多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涉及成本、市场竞争、以及各种政策上的多个因素，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财富分配不均加剧鸿沟

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均，财富往往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尤其是那些拥有资本、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大企业和富裕阶层。

黄锦荣指出，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底层民众往往难以确实感受到其带来的好处。这主要是因为财富通常是自上而下分配的，但存在一个问题，即财富并不总是能够持续向下流动。企业老板可能不愿将收益分配给员工，或者仅分配很少的一部分给他们。

此外，一旦个人或企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资源，政治资源也往往随之而来。一些政府政策因此可能更偏向富人，使得财富分配更加不均，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

“即便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美国也要缴税，新加坡也是要缴税，但马来西亚（却）不用。”

起跑线不同
收入差距越大

每个人的未来潜在收入取决于自身的资源，包括能力、资金、机会和人脉等。然而，富人与穷人所拥有的资源本来就不同，他们的下一代从一开始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以前六七十年代，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一穷二白，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时间一拉长，差别就开始有了，第二三代就在不同的基础上，自小就接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人脉，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一半，这个收入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

他还指出，在没有任何政策干预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由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财富差距必然会进一步拉大。

大马诺丁汉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张永隆博士指出，在经济成长的背景下，高收入群体必然会比低收入群体多一些机会，像是股市强劲成长，富人比较有资本去买股票等，这可带来额外的收入。

尽管大马近年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有所下降，财富不均并未进一步恶化，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观感的问题。基尼系数作为单一且整体的指标，无法全面反映个体对财富分配的感受。

“从个人观感来看，大家更容易关注大马十大富豪的财富增长幅度。然而，这样的比较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也难以衡量财富不均的具体程度。”

分配政策应调整

要让百姓确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关键在于经济分配政策的有效设计。黄锦荣认为，这些经济分配的政策包括税务减免、津贴和福利政策等，通过合理的机制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

尽管税务减免亦是提高人民可支配收入的方法之一，但由于我国70％劳动力收入太低，并未达到缴税门槛，因此减税带来的效果相当有限。

“大马的缴税门槛为4000令吉左右，但我国人民收入中位数为2800令吉，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大马人收入只有2800令吉，甚至更低。”

他指出，由于70％大马公民都没有缴税，并没有在减税的好处范围之内，故降低税率并不会带来很好的效果。反观，政府通过津贴、补贴、援助金等福利政策，更能直接帮助到低收入群体。

“福利政策也包括免费教育，免费教育的概念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不能因为你穷，就在不同的起跑点。”

张永隆指出，政府实施的津贴合理化政策是有助于提高人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如津贴合理化后，政府的津贴支出减少，有较充足的钱后，可能可以通过现金回馈，或者降低税率，直接提高可支配收入。

另外，津贴合理化可降低财政赤字，有助于评级机构上调大马评级，提高外国投资者对大马的信心，进而增加对马投资，带动大马经济取得高成长，国民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津贴必须精确到位

尽管津贴合理化能够有效进行财富分配，将更多资源分配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但黄锦荣认为，要如何确保这些津贴精准到位，政府必须要有更针对性的数据，才能更好的实施津贴合理化。

他指出，RON95燃油津贴改革从敦阿都拉担任首相时就已提出，到拿督斯里纳吉，再到如今的拿督斯里安华，经历数任首相，但大家仍在谈论应该如何才能更针对性的合理化津贴。

“（燃油津贴合理化）从以前谈说以收入来界定，后来谈说以车的马力，这又很难分辨，一直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推行这一政策，包括推行援助金计划。这也是为何，柴油津贴还是用着老方法，而且还需要登记等等。”

当政府没有更透明或不断更新的数据时，很难确保政策能够精准执行，也无法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经济环境，这使得津贴合理化的推进面临更多困难，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扩大经济外溢效应

除了经济分配问题，本地企业是否具备融入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链的能力，才是经济成果能否真正惠及大众的核心问题。

黄锦荣指出，出口增长和外资引入对国家经济来说是积极的第一步，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让这些经济成果外溢至国内领域。比如，建造数据中心看似对经济有利，但若这些数据中心建立后仅服务于香港或新加坡等外国公司，而本地企业未能从中受益，无法达到实际的经济外溢效应。

“如果本地企业没有因此转型，或使用云端作为后端，没有这样的跟进，那数据中心的好处就不会外溢到其他公司，那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其好处。”

又或是外资投资的半导体厂房，若本地企业无法融入供应链，所有原材料和配件仍需依赖进口，虽然经济数据可能有所体现，但本地公司并不会实际受益。

他强调，防止经济数据与人民实际感受脱节的关键不仅在于收入分配，还在于如何推动国内投资。目前，70％的投资来自外资，30％是本地投资，而这些本地投资多由大型公司主导。如果中小微型企业不进行投资和转型，便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而中小微型企业恰恰是大马最大的雇主群体。因此，推动中小企业的转型和参与，尤为重要。

中小企应势发展占一席之地

政府积极推出数据中心等大型项目，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确实为大马经济注入了新动力，郑己胜认为，中小企业若想从中受益，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与措施，以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当前的宏观发展趋势。

中小企业应积极调整战略，抓住政府推出的大型计划和外资增加带来的机遇，如争取在新供应链中，通过提供服务、供应材料、维修服务、产品或零件等方式，才能在数字经济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中小企业还需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加速数字化转型，以符合新兴行业的标准。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为具备参与这些领域发展能力的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数字化援助和支持，这将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并抓住机会。”

经济成长须惠及中小企

目前，全球正迈向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发展，如果要让中小企业享受国家经济增长的红利，政府需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在高科技便利方面，以确保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中小企业。

政府可以设立及拨更多低息贷款或无需偿还的援助金等，鼓励中小企业用于技术升级、市场扩展，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然而，这些贷款与援助金的申请流程必须尽量简化，并设定合理的门槛，确保更多企业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

“同时政府也严厉监督管理该基金的部门或单位，确保这些拨款有充分的善用。2023年的400亿令吉，2024年的440亿令吉，但我们无法看到这些拨款真正去了那里？多少中小企业受惠？”

他指出，由于数据中心在中小企业眼中还是新型领域，政府应该设立专项数字人才技术培训计划与咨询服务，帮助与培训中小企业掌握新知识，尤其是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领域。当然，中小企业也应该积极提升自身能力，以便能够搭上数据中心的列车。

另外，政府应设立创新孵化中心（Incubation Center）以协助和鼓励年轻的初创企业在步入新领域时，能够获得专业的创业辅导、资源对接和市场推广等支持，让他们可以快速成长。

结语：做大“蛋糕”公平分配是关键

经济发展的初衷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经济成长不仅仅是将“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块蛋糕公平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能分享经济带来的成果。

除了通过津贴、援助金等福利政策实现经济分配，推动本地企业积极融入宏观发展趋势也同样重要。只有让本地企业抓住发展机遇，经济红利才能真正溢出到国内，从而让更多人能够从经济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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